《走向共和》中的慈禧
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已经“退居二线”的慈禧太后，依然能够享有这么大的权力？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以下两点。
第一，光绪的即位，本身就具有特殊性。
1875年初，咸丰的独子，时年只有19岁的同治无嗣而崩。
在慈禧的安排下，时年只有四岁的载湉成为了新的皇位继承人，即光绪帝——他是醇亲王奕譞的次子（长子载瀚早夭），也是自己妹妹的亲生子——也就是说，光绪是慈禧的亲侄子，也是亲外甥，是真正意义上的“亲上加亲”。
坦诚说，载湉在原则上是不可能成为一国之君的。他之所以能够登上皇位，完全是慈禧的个人意愿。现如今，二人也就结成了法理上的母子关系。据说，奕譞在得知这一安排后，一度“惊遽敬唯，碰头痛哭，昏迷伏地，掖之不能起”。
光绪即位后，慈禧再度垂帘听政。在“以孝治天下”的宗法体系当中，孝道不仅是家庭伦理，更是政治原则。因此，她可以充分利用"尊亲"的地位行使权力，使光绪难以正面抗拒自己的意志。
更何况，慈禧过于强势的个性以及毒辣的政治手腕，也一直令年幼的光绪对最高权力有着深深的恐惧，以至于他在面见慈禧时，都会谦卑地称之为“皇爸爸”。原因很简单，“皇爸爸”既然可以扶持自己登上皇位，也可以随时废黜自己的皇位。
《走向共和》中的光绪
第二，绝大多数高级官员的地位，都源于慈禧的“恩赐”。
纵观有清一代，几乎每一位新皇帝登基时，都会对军机处进行大规模改组，以确立自身的人事布局。
然而从光绪“亲政”的1889年开始算起，却从未出现过这样的调整。现实情况是，截至1893年，军机处的五位大臣都是在慈禧“垂帘听政”时期任命的。
在1893—1898年间，军机处合计增补了十余名新成员，其中既有长期任职者，也有部分是暂时的。在这些人当中，除了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之外，其余人选几乎都是得益于慈禧的提拔，方能加入的。
实际上，翁同龢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，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慈禧的支持。他曾在1889年坦言，倘若没有得到太后的赏识，自己根本无法晋升至如此高位。
一言概之，在协助皇帝做出重要决策的高级官员当中，至少大多数都是绝对效忠于慈禧的。用发展的眼光看，通过这种精密的人事布局，慈禧可以在“引退”的表象下，依然牢牢掌握着清廷的实际统治权。
《走向共和》中的慈禧与李鸿章
2）为什么康有为可以“脱颖而出”？
慈禧的强势，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羽翼渐丰的光绪的不满；多方面的差异，使得二人的关系变得日趋紧张。
首当其冲的便是年龄代沟。在中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的1895年，光绪只有24岁，而慈禧已年届六旬。
当然，更深层次的分歧，主要体现在思想背景，政治理念以及认知层面的差异。
从1889年“亲政”伊始，光绪便在翁同龢的影响下，主动研读西学著述。比如就在这一年，他对冯桂芬撰写于1860年的论文集《校邠庐抗议》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该书不仅主张 “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，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”，还倡导学习西学中的“实用”知识， 具有一定的进步性。
但令翁同龢始料未及的是，光绪对西学的热衷，迅速超越了自己所能接受的范畴。
在1891—1894年间，他延请同文馆教习入宫讲授外语；从1894年开始，广泛阅读陈炽、汤震等维新派学者的著作；1895年，他与另一位老师孙家鼐共同研读了英国媒体人罗伯特·麦肯齐主编，知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的《泰西新史揽要》。
《泰西新史揽要》内页
也许是出于对光绪醉心于新思想的惊恐，也可能是感受到了权威遭遇到了挑战，慈禧在1895年做出决定，除了传统的儒学之外，停止光绪继续学习这些“异端”著作。可即便如此，光绪对西学的浓厚兴趣，似乎从未有过削减的迹象。
当然，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对立，或者说是认知分歧，充其量只是宫廷政治中的一股日趋明显的潮流而已。
实际上，作为实际掌权者的慈禧，自始至终都博得了绝大部分官员的效忠。而在她的支持者当中，既有保守派，也有主张渐进改革的开明官员。
更何况，尽管以翁同龢、汪鸣銮为首的支持（或同情）光绪的官员普遍倾向维新，但他们不见得比被视为“太后党”的李鸿章和荣禄等人更具有维新思想。
至于“帝党”，在这一时期，充其量只能算作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倾向群体，更多体现的是对光绪个人的同情与支持，无论是翁同龢还是汪鸣銮、文廷式等人，都未想过去结成一个具有明确行动纲领和组织架构的政治派系。
更何况，“帝党”与“太后党”之间，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关系。
以翁同龢为例，虽然被公认为是“帝党”的领袖人物之一，但始终避免与慈禧直接对立。即便到了1898年夏被罢黜前夕，他依然坚定认为，自己做出的所有努力，主要是为了调节而不是制造慈禧与光绪二人的不和。
《走向共和》中的慈禧、光绪与群臣
不过话说回来，康有为的“回归”使得局面出现了微妙变化。
尽管他因1895年的“公车上书”而一度成为了颇具争议的人物，但依然有部分官员对他的爱国热情和渊博学识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同时将他举荐给了光绪，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便是翁同龢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翁同龢早年的政治观点与大多数保守派官员并无二致。但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，他对西学的兴趣日趋浓厚，并逐渐接受了维新思想。而甲午战争的惨痛失利，更促使他成为了维新的积极倡导者。
但需要指出的是，翁同龢的维新思想，基本没有脱离“西学中用”的框架，与康有为倡导的激进改制主张存在着明显差距。因此，他在阅读了《新学伪经考》之后，对康有为提出的非传统、具有挑战性的观点表现出了强烈不解与质疑。
鉴于此，有观点认为，翁同龢之所以会主动向光绪举荐康有为，可能并不局限于思想认同一个层面。
作为一名怀有政治抱负的高级官员，翁同龢当时正与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主张渐进改革的重臣进行着权力角逐。
或许在他看来，支持维新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，也是争夺权力制高点的重要手段；举荐富有改革热情的康有为，既能够彰显自己作为改革倡导者的形象，又能增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，在与政治对手的较量中获得优势。
《走向共和》中的翁同龢
3）康有为的决心
1898年1月24日，光绪特别安排康有为在总理衙门与李鸿章、荣禄、翁同龢等几位重臣展开了会谈。
会谈中，康有为大胆提出，“祖宗之法”必须变革，中国的“法律官制”应予废除。鉴于他的理念过于激进，就连翁同龢都发出了“狂甚”的感慨。不久，他连续向光绪呈递了三道奏章，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。
在奏章中，他公开提议要制定宪法、设立国会，明确提出要以明治维新与彼得大帝的改革为学习典范，还给到了变法的三个关键步骤：
首先，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，向群臣宣示维新变法的决心；
其次，在午门设立直接受理臣民上书的机构，打破官僚体系的层层阻隔，广泛吸纳民间才智；
最后，在内廷创设制度局，绕过现有官僚体制，专门负责新政的规划与实施。
总体来看，康有为的改革方案是一个极具胆识的政治设计，目的就是为了削弱传统宫廷和官僚集团的权力，将权力集中到皇帝以及维新派人士的手中。不得不说，这是对延续了二百余年的清朝政治体制的全面挑战。
《走向共和》中的光绪与康有为
与1895年的“公车上书”截然不同，所有奏章都送到了光绪面前。
当第一份奏章呈递至御前时，他马上谕令总理衙门进呈康有为所有关于维新的著作。此后，康有为在每次上奏时，都会附上他的《日本明治变政考》《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》等著作，以及关于现代欧洲各国政治制度与历史的编译作品。
如此一来，在1898年初春，即在尚未获得光绪正式召见之前，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就已经为光绪所深入了解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就在这一时期，康有为还积极通过组建学会的方式动员广大青年知识分子，以扩大维新思想的影响力。
早在1898年1月5日，他就在北京的广东同乡创立了“粤学会”。
在随后的两个月，诸如“闽学会”、“蜀学会”、“关学会”等地方性维新团体也相继成立，这些组织汇聚了各地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。另外，康有为和他的朋友们还组建了“经济学会”和“知耻学会”等跨地域的学术团体。
《走向共和》中的康有为
当康有为、梁启超及其同仁重新高举变法的旗帜时，与1895年的情况相似，此时恰逢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京举行，数以千计的士人云集北京。
由于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，沙俄进逼东北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，城中的知识阶层普遍弥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义愤情绪。
于是，康有为提议联合应试举人以及在京官员“成立一大集会，以伸张民族义愤”，并联合支持维新的御史李盛铎等人，共同成立了“保国会”。4月12日，“保国会”举行首次集会，除了公开呼吁变法图存、抵御外侮之外，还公开宣称：
以国地日割，国权日削，国民日围，思维持振救，故创斯会而冀保全；以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不丧失，保民族种类之自立，保圣教之不失；讲求变法，研究外文，谋求经济实效，以助政府治国。
坦诚说，凝练激昂的话语的出现，预示着在19世纪末，民族主义已经在中国——至少是知识精英阶层——有了显著的发展。
《走向共和》中的康有为与同仁们
不过话说回来，尽管保国会的名册的登记人数多达186人，远多于强学会的30人。但这个组织既没有获得朝廷上层的人士的公开支持，会员当中也缺乏真正具有影响力的精英人士。
更重要的是，保国会尚未来得及展开实质性活动，就遭到了保守势力的集中攻击。
比如有人指出，康有为在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时，强调保卫的是“国权”、“国土”和“国教”，而不是“大清帝国的利益”——这种将民族国家利益置于王朝利益之上的表述，让不少人怀疑其背后隐藏着颠覆意图。
很快，一份题为《驳保国会议》的传单开始在京城流传，多名御史也相继上奏弹劾保国会。面对各方压力，就连康有为的“合伙人”李盛铎也迅速转变立场，参与弹劾以自保。
再加上会试放榜后，多数举子陆续离京，失去了人员基础。结果，保国会仅召开了三次会议，维持约一个月之后，便无声无息地解散了。
《走向共和》中的康有为与同仁们
但就在这一时期，康有为的追随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，在湖南达到了白热化阶段。
当地的保守派势力采取的一项重要策略是不断向朝廷递送奏折，详细报告维新派人士在湖南的种种言行，并据此提出多项指控。
这些“控诉”无疑强化了朝廷中许多官员对康有为及其同仁的负面印象——这已不再只是一群书生议论时政，而是一个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政治集团。
可以说，维新运动不再局限于思想层面的争论，而是迅速上升为宫廷内部权力再分配的焦点问题，政治气氛已经变得极为紧张了。
《走向共和》中的康有为与同仁们
4）少年天子的决心：开启变法
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持续不断的上书，终于取得了关键性突破。
1898年6月11日，光绪颁布《明定国是诏》，正式宣布推行维新。6月16日，康有为首次获得了光绪的召见。
在这次长达数小时的会谈中，他发出了“若果断变法，三年可谋自立；此后国力必将蒸蒸日上，富强之势甚至可超越万国”的庄重承诺
觐见结束后，光绪特授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一职，赋予其专折直奏之权，允许他越过常规程序直接向皇帝上奏。
至此，变法运动正式进入了被称为“百日维新”的密集改革阶段。
《走向共和》中的光绪
在6月11日至9月21日的百余天内，光绪连续颁布了上百道改革诏令，推行力度空前。截至8月底，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、军事和文教领域。
经济改革着重体现了对洋务自强运动的深化与扩展，其中：
设立中央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建立分局；在中央政府增设矿务铁路总局；颁布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》以鼓励发明创造；于北京及其他商业中心创设邮政局；推行预算按月奏报制度，推动财政管理规范化。
军事改革聚焦于陆军现代化训练、海军强化以及地方保甲与团练的组织，具体措施均由各省督抚负责落实。在延续了同治中兴以来的洋务自强运动的基础上，在制度层面也展现出突破性姿态。
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革举措，已经超越了洋务自强运动的范畴，其中两项表现得尤为突出：
一是对科举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，以关注时务政策与实用学问的策论取士，取代以往偏重书法技巧与八股格式的陈旧标准。
二是建立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，包括在京师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，在各省普遍设立高等、初级学堂，并辅以专门军事学堂和工艺技术学堂。
《走向共和》之“开启戊戌变法”
从8月下旬开始，光绪显著加快了改革步伐，开始对政府体展开了大刀阔斧的结构性调整。
其中，中央层面裁撤了多个冗余衙门，同时精简了若干地方督抚辖下的行政机构；各部院均接到诏令，要求清理陈旧规章并制定新式条例；为了强化决策机制，朝廷还设立了新型顾问团队。
当然，光绪并未全盘采纳康有为的所有主张。
在军事和文化教育领域，康有为的建议几乎被完全接受并推行；在经济领域，除了废除漕运和厘金制度等少数内容未被采纳外，多数改革建议也得到诏书体现。
但在政治体制层面，康有为所倡导的颁布宪法、设立国会、实行君民合治等根本性变革，并未出现在官方诏令中。
可即便如此，光绪还是在9月13日宣布“开懋勤殿以议制度”，计划组建特别议政机构统筹制度设计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康有为的激进政治改革设想，依然存在着被接纳的可能。
《走向共和》中的光绪与杨锐
随着夏季将尽，不仅光绪推行的改革日趋激进，一些维新人士提出的观点也变得愈发极端和荒诞。
比如谭嗣同以“蒙古、新疆、西藏、青海等处毫无利于中国”为由，建议将之卖掉，“以供变法之用”；杨深秀等人不仅提议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主持变法，甚至还提出了“中美英日合邦”等令人头皮发麻的“疯狂构想”。
以上种种，不仅与主流的保守理念相悖，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，更直接触动了整个官僚体系的根本利益，在众多领域引发了强烈反弹：
科举制度的革新，动摇了传统文人的晋升途径，使无数苦读多年的士人面临前途未卜的困境；
裁撤冗余衙门与修订管理规章的措施，则直接威胁到大批官员的既得利益；
军事改革涉及现有军队的大规模精简整编，触动了军界的传统格局。
除此之外，光绪大肆破格提拔年轻维新派人士进入军机处、总理衙门等核心部门担任要职，允许知识分子以及中低级官员直接向皇帝上书等新规，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高级官员的实际利益。
《走向共和》中的光绪与伊藤博文
更令朝中大员们感到惶恐不安的是，变法似乎直接漠视了慈禧的权威，甚至危及到了她宠信的宦官集团。
越来越多的官员们一致认为，维新派意图似乎要全盘否定并打破现有的国家秩序。至此，清廷彻底分裂成了两大对立阵营：一方是以光绪以及维新派人士领导的激进改革派，另一方是以慈禧为核心的传统官僚集团。
5）尾声：无疾而终的改革
6月15日，即《明定国是诏》颁布的第四天，一直协助光绪起草变法诏书的翁同龢被罢黜。与此同时，荣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，全面掌管了京津的最高军事指挥权。
除此之外，慈禧还特别颁布懿旨，要求所有接受新任命的高级官员们，“必须亲身觐见皇太后，以表示谢恩和保证忠诚”。
《走向共和》中的慈禧
在后面的两个月间，权力斗争持续升级。9月初，光绪以"阻挠上书"为由，不仅一次性罢免了礼部的两名尚书与四名侍郎，同时破格提拔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、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，参与新政决策，时称“军机四卿”。
就在光绪醉心于变法之际，庆亲王奕劻、载漪以及李莲英等人，多次跪请慈禧太后“垂帘听政”；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与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等人，更是纷纷上书弹劾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忍无可忍的慈禧决定终止这场“荒腔走板的闹剧”。
9月21日，慈禧于颐和园还宫，同时令人将光绪皇帝送往瀛台。两天后，她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，宣布自己“再行训政”，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第三次垂帘听政。
《走向共和》中的康有为与谭嗣同
政变结束后，清廷对维新派展开全面清算，多名参与变法的官员遭到革职或逮捕。谭嗣同、康广仁等六位维新志士被处死，史称"戊戌六君子"。康有为在英国驻华使馆人员的暗中协助下逃至香港，梁启超则在日本军舰的掩护下东渡日本避难。
9月26日，慈禧下令废除了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绝大多数改革条例，仅保留了京师大学堂等少数新政。
这就意味着，这场充满了雄心壮志但“双脚离地”的激进改革，彻底宣告失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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